凌晨三点十七分，市法医中心解剖室的无影灯还亮着惨白的光。
陈默站在解剖台旁，指尖戴着的乳胶手套沾着些许淡红色的组织液，他正低头专注地分离着一具无名女尸的颈部肌肉。手术刀在他手中稳如磐石，每一次下刀的深度、角度都精准得如同精密仪器——十年法医生涯，早已让他将“冷静”二字刻进了骨髓，血液、内脏、腐烂的组织，在他眼中不过是还原真相的线索，无关恐惧，亦无波澜。
解剖室的门被轻轻敲响，助理小林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打破了室内的死寂：“陈哥，有……有你的电话，市局刑侦支队的李队，说有急事。”
陈默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，直到将那片肌肉组织完整地放入标本盒，才缓缓直起身，摘下沾血的手套，丢进黄色的医疗废物桶里。他拿起一旁的消毒湿巾，仔细擦拭着指尖，声音平静无波：“接进来。”
电话很快接通，听筒里传来李建国粗粝而急促的声音，那声音里带着一种陈默从未听过的凝重：“陈默，你……你现在能过来一趟吗？地址是城郊的梧桐巷老居民区，3栋502，是……是你父亲的住处。”
“我父亲？”陈默握着听筒的手指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。
他的父亲陈敬山，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退休老刑警，今年六十二岁。自从母亲在十年前病逝后，父亲便一直独居在梧桐巷的老房子里。父子俩的关系算不上亲密，甚至可以说是疏离——陈敬山是个典型的“硬汉”，一辈子破案无数，却不懂得如何表达情感，对陈默的教育永远是严厉的斥责和沉默的期许；而陈默从小就对父亲的“铁血”感到抗拒，长大后选择法医这个与父亲“前线破案”截然不同的“幕后”职业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是一种无声的叛逆。
他们平日里很少联系，最多就是逢年过节时，陈默回老房子吃一顿饭，席间也多是沉默，偶尔几句对话，也总绕不开“工作”“注意安全”这类客套的话题。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陈默的声音依旧平静，但心脏却莫名地沉了一下。
李建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似乎在斟酌措辞，最终还是艰难地开口：“……你父亲，在家中去世了。初步勘查，现场是密室，有遗书，怀疑是……自杀。”
“自杀？”
这两个字像一把冰冷的锥子，猛地刺穿了陈默强装的镇定。他几乎是立刻皱起了眉，下意识地反驳：“不可能。我父亲不是会自杀的人。”
陈敬山是什么人？是那个在追凶时被歹徒砍中三刀，依然死死抱住歹徒腿不放的刑警；是那个为了侦破一桩连环杀人案，连续三个月住在单位，熬得双眼通红却从未说过一句累的老警察。他的骨子里，是刻着“坚韧”与“不服输”的，这样的人，怎么会选择自杀？
“我们也不愿意相信，但现场的证据……”李建国的声音里带着无奈，“你还是过来看看吧，毕竟……你是他唯一的亲人。”
电话挂断的忙音在耳边响起，陈默站在原地，指尖微微发凉。解剖室的无影灯依旧刺眼，桌上的标本盒里，那片肌肉组织还在散发着淡淡的福尔马林气味，但他此刻却再也无法集中精神。
父亲的脸，在脑海中模糊地浮现——两鬓的白发，眼角的皱纹，总是紧绷的下颌线，还有那双深邃的眼睛，里面藏着太多陈默看不懂的情绪，有疲惫，有威严，还有一丝……难以言说的落寞。
他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。
陈默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是一名法医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证据为准绳。现在不是情绪化的时候，他需要去现场，去看看父亲最后停留的地方，去寻找真相——哪怕那个真相，是他不愿意接受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