鸡叫头遍时，林秀云就醒了。
土坯房的窗户糊着发黄的塑料布，晨光像被揉碎的玉米糊糊，勉强渗进来几缕，刚好照见墙角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。
包里塞着两件打满补丁的旧衣裳，一双母亲做的布鞋，还有她偷偷藏起来的半卷红线——那是去年村里办喜事时，她在地上捡到的线头一点点攒起来的，被她用玻璃瓶装着，塞在包底最隐秘的角落。
“磨磨蹭蹭做啥？
火车要赶不上了！”
房门外传来弟弟林小宝不耐烦的叫喊，伴随着啪嗒一声，像是把什么东西摔在了地上。
林秀云赶紧抓过帆布包往肩上甩，粗硬的带子勒得锁骨生疼，她却没心思揉，只是飞快地拽了拽衣角。
这身衣服是她最好的行头：蓝色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灰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下身是条深灰色卡其布裤子，膝盖处补着块颜色略深的补丁。
她对着墙上那面裂了缝的镜子照了照，镜中的姑娘皮肤是常年帮家里干农活晒出的麦色，眼睛很大，却总习惯性地垂着，像受惊的小鹿。
二十二年的人生里，她似乎永远在低头，低头喂猪，低头割麦，低头听父亲的呵斥，低头看弟弟把她碗里的鸡蛋夹走。
“秀云，好了没？”
母亲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带着惯有的怯懦，“王婶都在村口等着了。”
林秀云深吸一口气，拉开门。
堂屋里昏沉沉的，父亲林建国坐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杆是磨得发亮的竹制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
母亲缩在灶台边，手里捏着块抹布，一遍遍地擦着早己干净的灶台瓷砖。
林小宝翘着二郎腿坐在唯一的太师椅上，嘴里嚼着糖，看见林秀云出来，立刻把脚往旁边一伸，故意挡在她面前。
“姐，你走了谁给我洗袜子？”
十西岁的少年满脸理所当然，嘴角还沾着糖渣。
林秀云没说话，弯腰从他腿边绕过去。
她早就习惯了，从小到大，弟弟的袜子、衣服、甚至书包，都是她洗的。
家里的鸡蛋永远在他碗里，新衣服永远先紧着他做，就连她好不容易考上镇里的高中，父亲也是因为要供弟弟上重点初中，把她的录取通知书撕了个粉碎。
“行李都带齐了？”
父亲终于开口，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，没看她，眼睛盯着地上的烟蒂。
“嗯。”
林秀云低声应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的带子。
“到了那边，跟王婶好好干。”
父亲磕了磕烟锅，烟灰落在他打补丁的裤腿上，“厂里管吃管住，工资别乱花，每月按时往家寄，小宝明年要交择校费。”
又是钱。
林秀云的心沉了沉，像被浸了水的棉花。
她张了张嘴，想问东莞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想问王婶说的电子厂要不要熬夜，想问自己能不能在那边站稳脚，但话到嘴边，只变成了一声闷哑的“嗯”。
母亲这时快步走过来，往她手里塞了个东西，又飞快地缩回去，像是怕被谁看见。
林秀云捏了捏，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，带着母亲手心的汗湿。
她抬头看母亲，母亲却慌忙别过脸，眼睛红红的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路上……买点吃的。”
“妈！
你给她钱干啥？”
林小宝一下子跳起来，“我的变形金刚还没买呢！”
“小孩子家懂啥！”
母亲难得提高了点声音，却被父亲一记眼刀吓得立刻噤声。
父亲站起身，拍了拍林小宝的头，语气是林秀云从未听过的温和：“别闹，等你姐寄钱回来，爸给你买最大的。”
林秀云攥紧了手里的钱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她没再看任何人，转身走出堂屋。
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落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作响，像极了她这些年压抑的哭声。
走到门口时，她回头望了一眼，父亲己经重新坐回门槛抽烟，母亲还在灶台边擦着那块永远擦不干净的瓷砖，弟弟则在屋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。
没有人再看她一眼，仿佛她不是要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，只是去村口的菜园摘把青菜。
村口的土路坑坑洼洼，王婶己经在路边等了，手里拎着个亮闪闪的人造革包，见了林秀云就催：“可算来了，再晚一步就得等下趟拖拉机了！”
王婶比母亲大几岁，常年在外打工，脸上涂着厚厚的雪花膏，说话时带着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，“赶紧走，拖拉机到镇上，再转长途汽车去火车站，时间卡得紧着呢。”
林秀云跟在王婶身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土路上。
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寒意，吹得她脖子发凉。
她回头望了一眼村子，低矮的土坯房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群沉默的野兽，远处的田地光秃秃的，去年的玉米杆茬子戳在地里，像一根根绝望的骨头。
这是她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地方，贫穷、闭塞，还有那无处不在的重男轻女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她困得喘不过气。
她无数次梦见自己能离开这里，可真到了离开的这一刻，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，又酸又涩。
拖拉机突突地摇摇晃晃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镇上。
镇上的汽车站挤满了人，空气里混杂着汗味、油条味和劣质香水味。
王婶熟门熟路地买了票，拉着林秀云挤上长途汽车。
汽车里更挤，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林秀云被夹在中间，帆布包的带子深深勒进肩膀，她却不敢动，生怕碰到别人。
车开的时候，她从车窗里看见镇上唯一的百货大楼，那是她以前跟母亲赶集时远远望过的地方，楼顶上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己经褪色。
她想，这大概是她见过最繁华的地方了，不知道东莞的楼，会不会比这更高。
到县城火车站时，天己经大亮。
火车站是座老式建筑，墙皮剥落，门口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人，吆喝声、哭喊声、火车的鸣笛声混在一起，震得林秀云耳朵嗡嗡响。
王婶拉着她穿过人群，检票进站，候车室里更是人山人海，地上随处可见果皮纸屑，空气里飘着方便面和汗臭的味道。
林秀云紧紧跟着王婶，生怕走散，手里的帆布包被挤得变了形，她下意识地护着包底，那里藏着她的红线和母亲给的钱。
“喏，那就是我们要坐的车。”
王婶指着远处铁轨上的一列绿皮火车，车身斑驳，车窗上积着厚厚的灰尘，“别看这火车旧，跑得快着呢，明天早上就能到广州，再转车去东莞，快得很！”
林秀云望着那列绿皮火车，像一条趴在铁轨上的巨大绿虫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恐慌。
她从来没坐过火车，甚至没见过这么长的车。
她怯生生地问：“王婶，东莞……真的有很多工厂吗？”
“那可不！”
王婶拍着胸脯，人造革包上的金属链哗啦作响，“东莞的工厂多如牛毛，电子厂、制衣厂、玩具厂，随便进一个，每月都能挣一两千！
包吃包住，比在村里刨地强百倍！”
她凑近了些，压低声音，“我跟你说，那边的高楼大厦遮天蔽日，晚上的霓虹灯比星星还亮，马路上全是小汽车，哪像咱们这儿，出门全靠腿！”
林秀云听得眼睛微微发亮。
一两千块，那是父亲种一年地都攒不下来的钱。
她想象着王婶说的高楼和霓虹灯，心里那点恐慌渐渐被一丝微弱的希望取代。
也许，真的能在那里闯出一条路来。
检票的哨声吹响，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火车。
林秀云被夹在中间，脚下的鞋被踩了好几下，帆布包的带子几乎要勒断她的肩膀。
好不容易挤上火车，车厢里的景象让她倒吸一口凉气：过道里塞满了人，座位底下躺着人，行李堆得像小山，空气中弥漫着汗味、脚臭味、方便面味，还有不知谁带的活鸡散发的腥味，混杂在一起，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。
“这边，这边！”
王婶扯着嗓子喊，在两节车厢连接处找到了两个空位。
她把包往座位上一扔，喘着气说：“将就着坐吧，这趟车人多，能有个座就不错了。”
林秀云挨着窗户坐下，把帆布包抱在怀里。
窗户玻璃上有一道裂缝，她用手指轻轻摸着裂缝的边缘，冰凉的触感让她稍微冷静了些。
火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开动了，速度慢慢加快，窗外的景象开始倒退：县城的矮楼，路边的白杨树，远处的田野……最后，连那些熟悉的轮廓都模糊成一片，只剩下灰蒙蒙的天空和不断后移的铁轨。
土坯房的窗户糊着发黄的塑料布，晨光像被揉碎的玉米糊糊，勉强渗进来几缕，刚好照见墙角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。
包里塞着两件打满补丁的旧衣裳，一双母亲做的布鞋，还有她偷偷藏起来的半卷红线——那是去年村里办喜事时，她在地上捡到的线头一点点攒起来的，被她用玻璃瓶装着，塞在包底最隐秘的角落。
“磨磨蹭蹭做啥？
火车要赶不上了！”
房门外传来弟弟林小宝不耐烦的叫喊，伴随着啪嗒一声，像是把什么东西摔在了地上。
林秀云赶紧抓过帆布包往肩上甩，粗硬的带子勒得锁骨生疼，她却没心思揉，只是飞快地拽了拽衣角。
这身衣服是她最好的行头：蓝色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灰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下身是条深灰色卡其布裤子，膝盖处补着块颜色略深的补丁。
她对着墙上那面裂了缝的镜子照了照，镜中的姑娘皮肤是常年帮家里干农活晒出的麦色，眼睛很大，却总习惯性地垂着，像受惊的小鹿。
二十二年的人生里，她似乎永远在低头，低头喂猪，低头割麦，低头听父亲的呵斥，低头看弟弟把她碗里的鸡蛋夹走。
“秀云，好了没？”
母亲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带着惯有的怯懦，“王婶都在村口等着了。”
林秀云深吸一口气，拉开门。
堂屋里昏沉沉的，父亲林建国坐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杆是磨得发亮的竹制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
母亲缩在灶台边，手里捏着块抹布，一遍遍地擦着早己干净的灶台瓷砖。
林小宝翘着二郎腿坐在唯一的太师椅上，嘴里嚼着糖，看见林秀云出来，立刻把脚往旁边一伸，故意挡在她面前。
“姐，你走了谁给我洗袜子？”
十西岁的少年满脸理所当然，嘴角还沾着糖渣。
林秀云没说话，弯腰从他腿边绕过去。
她早就习惯了，从小到大，弟弟的袜子、衣服、甚至书包，都是她洗的。
家里的鸡蛋永远在他碗里，新衣服永远先紧着他做，就连她好不容易考上镇里的高中，父亲也是因为要供弟弟上重点初中，把她的录取通知书撕了个粉碎。
“行李都带齐了？”
父亲终于开口，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，没看她，眼睛盯着地上的烟蒂。
“嗯。”
林秀云低声应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的带子。
“到了那边，跟王婶好好干。”
父亲磕了磕烟锅，烟灰落在他打补丁的裤腿上，“厂里管吃管住，工资别乱花，每月按时往家寄，小宝明年要交择校费。”
又是钱。
林秀云的心沉了沉，像被浸了水的棉花。
她张了张嘴，想问东莞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想问王婶说的电子厂要不要熬夜，想问自己能不能在那边站稳脚，但话到嘴边，只变成了一声闷哑的“嗯”。
母亲这时快步走过来，往她手里塞了个东西，又飞快地缩回去，像是怕被谁看见。
林秀云捏了捏，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，带着母亲手心的汗湿。
她抬头看母亲，母亲却慌忙别过脸，眼睛红红的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路上……买点吃的。”
“妈！
你给她钱干啥？”
林小宝一下子跳起来，“我的变形金刚还没买呢！”
“小孩子家懂啥！”
母亲难得提高了点声音，却被父亲一记眼刀吓得立刻噤声。
父亲站起身，拍了拍林小宝的头，语气是林秀云从未听过的温和：“别闹，等你姐寄钱回来，爸给你买最大的。”
林秀云攥紧了手里的钱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她没再看任何人，转身走出堂屋。
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落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作响，像极了她这些年压抑的哭声。
走到门口时，她回头望了一眼，父亲己经重新坐回门槛抽烟，母亲还在灶台边擦着那块永远擦不干净的瓷砖，弟弟则在屋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。
没有人再看她一眼，仿佛她不是要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，只是去村口的菜园摘把青菜。
村口的土路坑坑洼洼，王婶己经在路边等了，手里拎着个亮闪闪的人造革包，见了林秀云就催：“可算来了，再晚一步就得等下趟拖拉机了！”
王婶比母亲大几岁，常年在外打工，脸上涂着厚厚的雪花膏，说话时带着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，“赶紧走，拖拉机到镇上，再转长途汽车去火车站，时间卡得紧着呢。”
林秀云跟在王婶身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土路上。
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寒意，吹得她脖子发凉。
她回头望了一眼村子，低矮的土坯房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群沉默的野兽，远处的田地光秃秃的，去年的玉米杆茬子戳在地里，像一根根绝望的骨头。
这是她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地方，贫穷、闭塞，还有那无处不在的重男轻女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她困得喘不过气。
她无数次梦见自己能离开这里，可真到了离开的这一刻，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，又酸又涩。
拖拉机突突地摇摇晃晃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镇上。
镇上的汽车站挤满了人，空气里混杂着汗味、油条味和劣质香水味。
王婶熟门熟路地买了票，拉着林秀云挤上长途汽车。
汽车里更挤，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林秀云被夹在中间，帆布包的带子深深勒进肩膀，她却不敢动，生怕碰到别人。
车开的时候，她从车窗里看见镇上唯一的百货大楼，那是她以前跟母亲赶集时远远望过的地方，楼顶上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己经褪色。
她想，这大概是她见过最繁华的地方了，不知道东莞的楼，会不会比这更高。
到县城火车站时，天己经大亮。
火车站是座老式建筑，墙皮剥落，门口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人，吆喝声、哭喊声、火车的鸣笛声混在一起，震得林秀云耳朵嗡嗡响。
王婶拉着她穿过人群，检票进站，候车室里更是人山人海，地上随处可见果皮纸屑，空气里飘着方便面和汗臭的味道。
林秀云紧紧跟着王婶，生怕走散，手里的帆布包被挤得变了形，她下意识地护着包底，那里藏着她的红线和母亲给的钱。
“喏，那就是我们要坐的车。”
王婶指着远处铁轨上的一列绿皮火车，车身斑驳，车窗上积着厚厚的灰尘，“别看这火车旧，跑得快着呢，明天早上就能到广州，再转车去东莞，快得很！”
林秀云望着那列绿皮火车，像一条趴在铁轨上的巨大绿虫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恐慌。
她从来没坐过火车，甚至没见过这么长的车。
她怯生生地问：“王婶，东莞……真的有很多工厂吗？”
“那可不！”
王婶拍着胸脯，人造革包上的金属链哗啦作响，“东莞的工厂多如牛毛，电子厂、制衣厂、玩具厂，随便进一个，每月都能挣一两千！
包吃包住，比在村里刨地强百倍！”
她凑近了些，压低声音，“我跟你说，那边的高楼大厦遮天蔽日，晚上的霓虹灯比星星还亮，马路上全是小汽车，哪像咱们这儿，出门全靠腿！”
林秀云听得眼睛微微发亮。
一两千块，那是父亲种一年地都攒不下来的钱。
她想象着王婶说的高楼和霓虹灯，心里那点恐慌渐渐被一丝微弱的希望取代。
也许，真的能在那里闯出一条路来。
检票的哨声吹响，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火车。
林秀云被夹在中间，脚下的鞋被踩了好几下，帆布包的带子几乎要勒断她的肩膀。
好不容易挤上火车，车厢里的景象让她倒吸一口凉气：过道里塞满了人，座位底下躺着人，行李堆得像小山，空气中弥漫着汗味、脚臭味、方便面味，还有不知谁带的活鸡散发的腥味，混杂在一起，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。
“这边，这边！”
王婶扯着嗓子喊，在两节车厢连接处找到了两个空位。
她把包往座位上一扔，喘着气说：“将就着坐吧，这趟车人多，能有个座就不错了。”
林秀云挨着窗户坐下，把帆布包抱在怀里。
窗户玻璃上有一道裂缝，她用手指轻轻摸着裂缝的边缘，冰凉的触感让她稍微冷静了些。
火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开动了，速度慢慢加快，窗外的景象开始倒退：县城的矮楼，路边的白杨树，远处的田野……最后，连那些熟悉的轮廓都模糊成一片，只剩下灰蒙蒙的天空和不断后移的铁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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