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子仪一生的传奇故事

我叫郭子仪，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。生于武周神功元年697年，

卒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，活了八十四岁。这八十四个春秋，

我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武举进士，到身系大唐安危的汾阳郡王，

亲历了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，见证了开元盛世的繁华，也熬过了安史之乱的浩劫，

更在藩镇割据的乱局中撑起了摇摇欲坠的江山。有人说我是“再造大唐”的功臣，

也有人说我功高震主却能善终，是千古罕见的智者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一辈子，

我走的每一步，都是在刀尖上跳舞，每一次“高光”背后，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与挣扎。

1 少年砺剑：武举出身的“无名将”我出身官宦世家，父亲郭敬之曾官至绥州刺史。

可我自幼对舞文弄墨没兴趣，反倒痴迷于骑马射箭、排兵布阵。十三岁那年，

父亲带我去观看禁军操练，看到士兵们手持长枪列阵，听到战鼓声响彻云霄，

我就对父亲说：“孩儿将来要当大将军，领兵打仗，保家卫国。”父亲闻言，既欣慰又担忧，

欣慰的是我有志向，担忧的是乱世将至，从军之路凶险万分。为了实现“当大将军”的梦想，

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箭，先是在院子里立一个稻草人当靶子，后来觉得不过瘾，

就跑到城外的山林里，以飞鸟为靶。刚开始，我一箭都射不中，

手臂还因为拉弓太用力而酸痛不已，但我从不放弃——我知道，想要成为大将军，

就得有过硬的本领。十五岁时，我已经能百步穿杨；十八岁时，

我精通了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，还熟读了《孙子兵法》《吴子兵法》等兵书，

对各种阵法了如指掌。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，我二十一岁，

参加了朝廷举办的武举考试。

当时的武举考试分为“平射”“马射”“步射”“负重”等科目，我在“马射”科目中，

骑着马连续射中十个移动的靶心，惊呆了在场的考官；在“负重”科目中，

我扛起三百斤重的石头走了五十步，远超其他考生。最终，我以武举第一名的成绩，

被授予“左卫长史”的官职，从此踏入仕途。可刚入仕途的我，并没有得到重用。

左卫长史是个从六品上的小官，主要负责掌管左卫的文书档案，

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文件、记录军功，根本没有领兵打仗的机会。

有人劝我：“你父亲是刺史，不如让他给你找个关系，调去边境带兵。

”我却摇摇头——我不想靠父亲的关系，我要靠自己的实力，一步步往上走。

在左卫长史的岗位上，我一干就是十年。这十年里，我没有懈怠，每天除了处理公务，

还坚持练武、读兵书，甚至会主动向那些有战场经验的老将军请教。开元十年722年，

吐蕃入侵河西走廊，朝廷派薛讷率军出征，我主动请缨，要求随军出征。

薛讷见我身材魁梧、谈吐不凡，又听闻我武举出身，便答应让我担任先锋官的副手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。当我看到吐蕃士兵挥舞着马刀冲过来时，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

我按照兵书上教的方法，指挥士兵列阵迎敌，还亲自冲锋陷阵，斩杀了三名吐蕃士兵。最终，

唐军大胜，我因战功被提拔为“左领军卫中郎将”，

从六品上的小官一跃成为正四品下的将领。此后的二十多年里，

我先后在安西、北庭、河西等边境地区任职，从中郎将升到左卫大将军，

再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。我在边境打了无数场仗，平定过突厥的叛乱，抵御过吐蕃的入侵，

还曾率军深入漠北，为大唐开拓了千里疆土。我在边境的威望越来越高，

士兵们都愿意跟着我打仗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跟着我，既能打胜仗，又能得到应有的赏赐。

可我心里清楚，边境的安宁只是暂时的。当时的唐玄宗，

已经不再是开元初年那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了，他沉迷于酒色，宠爱杨贵妃，

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等奸臣，朝政日益腐败。我曾多次上书，提醒玄宗要重视边境的防御，

要整顿朝政，可玄宗却把我的奏折当成耳边风，还说我“多管闲事”。

看着大唐的国运一点点走向衰落，我心里既焦急又无奈——我知道，一场大的浩劫，

很快就要来了。2 安史之乱：临危受命的“救国将”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，

安禄山以“忧国之危”“奉密诏讨伐杨国忠”为借口，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叛，

率领十五万叛军南下。安禄山的叛军都是精锐的边军，战斗力极强，

再加上唐朝的守军久疏战阵，根本抵挡不住叛军的进攻。短短一个月内，

叛军就占领了幽州、蓟州、沧州等大片地区，直逼洛阳。唐玄宗得知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后，

先是震惊，然后是愤怒，他下令处死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，

还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、高仙芝率军东征。可封常清、高仙芝都是文官出身，

没有指挥大军作战的经验，再加上唐军的兵力不足、粮草匮乏，很快就被叛军打败，

洛阳也落入了叛军手中。唐玄宗气急败坏，下令处死了封常清、高仙芝，

然后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，率军二十万镇守潼关。可哥舒翰当时身患重病，

根本无法指挥军队，再加上杨国忠从中作梗，逼迫哥舒翰出战，

结果唐军在灵宝之战中全军覆没，哥舒翰被俘，潼关失守。潼关是长安的东大门，

潼关失守后，长安危在旦夕。唐玄宗见状，带着杨贵妃、杨国忠等少数亲信，

偷偷逃出了长安，逃往蜀地。就在这大唐存亡的危急时刻，我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，

率军平叛。当时我正在北方抵御突厥的入侵，接到任命后，我立刻率军南下，赶赴平叛前线。

我知道，此时的大唐，就像一艘在狂风暴雨中飘摇的大船，而我，

就是那个要撑起这艘大船的人。我的第一站是河东今山西。

当时安禄山的叛军已经占领了河东的大部分地区，只有太原还在唐军手中。

我率军抵达太原后，并没有立刻与叛军交战，而是先整顿军队，补充粮草，

还招募了大量的新兵，加强训练。有人问我：“叛军势大，我们应该尽快出战，

收复失地才对，为什么要拖延时间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叛军虽然势大，但他们孤军深入，

粮草供应不足，而且他们刚刚占领河东，根基不稳，我们只要坚守不出，

消耗他们的兵力和粮草，等到他们疲惫不堪时，再发动进攻，就能一举击溃他们。”果然，

没过多久，叛军的粮草就开始短缺，士兵们的士气也越来越低落。我抓住这个机会，

率军发动进攻，先是收复了榆次、太谷等县城，然后又围攻太原。

叛军的守将尹子奇亲自率军抵抗，我与尹子奇展开了多次激战，最终斩杀尹子奇，

收复了太原。太原之战的胜利，不仅收复了河东的大片失地，

还切断了叛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，为唐军的反攻奠定了基础。收复太原后，我率军继续南下，

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会师，共同讨伐安禄山的叛军。我们先后收复了绛州、陕州等重镇，

直逼洛阳。此时的安禄山，已经在洛阳称帝，建立了“大燕”政权。

安禄山得知唐军逼近洛阳的消息后，亲自率军抵抗，我与安禄山在洛阳城外展开了一场激战。

安禄山的叛军虽然精锐，但唐军在我和李光弼的指挥下，士气高昂，奋勇杀敌。最终，

唐军大胜，安禄山率领残部逃往邺城今河北临漳。就在唐军准备乘胜追击，

收复邺城的时候，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，安庆绪继承了“大燕”皇帝的位置。

安庆绪继位后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大肆屠杀安禄山的旧部，导致叛军内部矛盾激化。

我抓住这个机会，率军围攻邺城，安庆绪抵挡不住唐军的进攻，只好向史思明求援。

史思明是安禄山的部将，手握重兵，他见安庆绪大势已去，便率军假意救援，

实则想趁机吞并安庆绪的势力。最终，史思明杀死安庆绪，接管了叛军的大权，

继续与唐军对抗。史思明的实力比安庆绪更强，他率领叛军反攻唐军，

先后收复了邺城、洛阳等重镇，唐军损失惨重。我见史思明势大，

便决定采取“以守为攻”的策略，率军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，坚守不出。

史思明多次率军进攻河阳，都被我击退。在河阳之战中，我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，

还多次率军冲锋陷阵，士兵们见我身先士卒，士气大振，奋勇杀敌。史思明见无法攻克河阳，

只好率军撤退。河阳之战的胜利，暂时遏制了叛军的进攻势头，为唐军争取了喘息的时间。

可就在此时，朝廷内部却出现了矛盾。唐肃宗听信宦官鱼朝恩的谗言，认为我“拥兵自重，

意图谋反”，便下令将我召回长安，解除了我的兵权。我接到命令后，

心里既委屈又愤怒——我为大唐出生入死，平定叛乱，到头来却被怀疑谋反。可我知道，

我不能反抗，因为我是大唐的将领，我要忠于大唐。我回到长安后，唐肃宗并没有治我的罪，

只是将我闲置在长安。我虽然没有了兵权，但我并没有闲着，我每天都关注着前线的战况，

还多次向肃宗上书，提出平叛的建议。可肃宗却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，

反而重用鱼朝恩等宦官，导致唐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弱，叛军的势力越来越大。

乾元二年759年，史思明率领叛军再次进攻洛阳，唐军节节败退，

洛阳再次落入叛军手中。唐肃宗见状，只好再次任命我为朔方节度使，让我率军平叛。

我接到任命后，立刻赶赴前线，重新整顿军队，制定平叛策略。我知道，这一次，

我不能再失败了，因为大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。我率军抵达前线后，

并没有立刻与史思明交战，而是先与李光弼、仆固怀恩等将领会师，共同商议平叛大计。

我们一致认为，史思明的叛军虽然精锐，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，

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与史思明的矛盾尤为突出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离间叛军内部的关系，

然后再发动进攻。于是，我派人暗中联络史朝义，向他许诺，只要他杀死史思明，归降唐军，

朝廷就会赦免他的罪行，还会给他封官加爵。史朝义本来就对史思明不满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