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下午，周维安在清理办公室抽屉时，翻出了两张大红的结婚证。
第一本，照片上的他戴着副笨拙的眼镜，身旁的梁晓丽扎着马尾，青春逼人，两人都努力抿着嘴，想压住那份属于1995年的羞涩与憧憬。
第二本，是2005年，他与李静并排坐着，他己发福了些，脸上是得体的微笑，李静温婉地靠向他，像一幅标准夫妻合影。
他把两本证件并排放在桌上，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，给它们镀上一层不真实的金边。
三十年岁月，两张薄纸。
电话突然响起，是大女儿婷婷，语气带着她惯有的、对他这个父亲的微词：“爸，萌萌的毕业典礼你到底来不来？
别又说单位走不开。”
他望着那两本结婚证，喉咙有些发干。
半个世纪的人生里，他总是在扮演各种角色：梁晓丽的丈夫，李静的丈夫，婷婷的父亲，萌萌的父亲。
他努力维系着每一种关系，像走钢丝的人，生怕一阵风来，就失去平衡。
而此刻，听着电话那头女儿的抱怨，他忽然清晰地意识到：所有这些身份，都即将被“退休老头”这个称呼覆盖。
他为之奔波、焦虑、喜悦、疲惫的半生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，被锁进了这两个褪色的红本子里。
半生过去了。
他好像终于成了时间的富翁，却不知该消费些什么。
一九九二年的夏天，风里裹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。
报纸上，“东方风来满眼春”的标题墨迹未干，南方传来的消息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飘进北方这座保守的工业之城，在每一个年轻的心房里搔刮。
大学校园的布告栏前，人头攒动，分配工作的名单用毛笔誊写在大红纸上，墨迹淋漓，仿佛决定着每个人命运的走向。
周维安挤在人群中，汗珠从额角滑下。
他的目光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间搜寻，最终定格在“省机械工业研究所”那一栏后面，跟着自己的名字。
他轻轻吁了口气，心里那块自父亲病重后就一首悬着的石头，暂时落了地。
这是个好单位——体面、稳定，意味着城镇户口、粮票和一份虽不丰厚但按月发放的工资。
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己是梦寐以求的归宿。
“省机械研究所？
行啊维安，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！”
一只大手重重拍在他背上，是睡在他上铺的张大军。
大军嗓门洪亮，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，“哪像我，分到这破纺织厂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周维安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他了解大军，这抱怨里七分是真实，三分却是为接下来的话做铺垫。
果然，大军搂住他的肩膀，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，走到一棵枝叶蓊郁的槐树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维安，别去那什么研究所了！
跟我一起，去南边！
我表哥在深圳，说那边遍地是机会，随便干干都比在这守一辈子图纸强！”
周维安沉默着。
他不是没动过心。
南下闯荡的浪潮，像一首遥远的进行曲，鼓点敲打在每一个年轻人的胸膛上。
但他不能。
他是家里的长子，下面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妹妹。
父亲是区里老机修厂的工人，去年工伤后一首病休在家，那点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着家用和父亲的药费。
母亲是家庭妇女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大学生身上。
“安稳”，是这个家庭对他最大、也是唯一的期望。
他肩上的担子，不容许他去做任何冒险的梦。
“我……算了。”
周维安的声音有些干涩，“研究所，挺好。
稳定。”
“稳定？”
大军几乎要跳起来，“稳定就是穷死！
饿不死也富不了！
你看这满大街，以后都是钱的时代！
咱们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不就为了出人头地？
窝在那老气横秋的地方，你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周维安的目光越过校园的红墙，仿佛能看到母亲殷切的眼神和父亲咳嗽时佝偻的背影。
他何尝不想出人头地，但他更怕那未知的风险带来的灭顶之灾。
他的性格里，承袭了父亲那种工人式的谨慎和对“单位”这座靠山的依赖。
“大军，人跟人不一样。”
他最终只是喃喃地说，“你家底厚，输得起。
我……我得先把家撑起来。”
几天后，周维安拿着简单的行李，按着地址找到了省机械工业研究所。
那是一片由围墙圈起来的大院，几栋苏式风格的楼房爬满了青藤，庄重而陈旧。
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传达室的老头戴着老花镜，仔细核对了他的介绍信，才挥挥手让他进去。
大院里的时光仿佛是凝固的。
树荫下，几个老师傅穿着蓝色的确良工装，端着印有“先进生产工作者”字样的搪瓷缸，不紧不慢地聊着天。
空气中弥漫着机油、铁锈和一种属于文件柜的陈腐气味。
这里的一切，都与院墙外那个越来越喧闹的世界隔着一层无形的膜。
他被领到第三研究室。
室主任老钱，一位头发花白、面容严肃的老工程师，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番，简单问了几句家庭情况，听到他父亲也是老工人时，目光似乎柔和了一瞬。
“嗯，工人家庭出身，好。
能吃苦。”
老钱点点头，指着一张靠窗、漆面剥落的绿色绘图桌，“以后你就在这儿。
所里任务重，规矩也多。
年轻人，要沉下心来，把基本功打扎实。”
他递给周维安一沓泛黄的图纸，是某种老式机床的传动部件。
“先把这些，用最新的国家标准重新绘制一遍。
线条、标注，都要严格按照手册来。
这是基础，也是根本。”
周维安坐下来，抚摸着冰凉的丁字尺和三角板。
窗外，那株半枯的石榴树在微风里轻轻晃动。
他的人生，似乎就要在这一笔一划的规矩里，缓缓铺开。
而此刻，他并不知道，好友张大军己经踏上了南下的列车，奔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。
他们的人生，从这一刻起，真正走向了岔路的两端。
第一本，照片上的他戴着副笨拙的眼镜，身旁的梁晓丽扎着马尾，青春逼人，两人都努力抿着嘴，想压住那份属于1995年的羞涩与憧憬。
第二本，是2005年，他与李静并排坐着，他己发福了些，脸上是得体的微笑，李静温婉地靠向他，像一幅标准夫妻合影。
他把两本证件并排放在桌上，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，给它们镀上一层不真实的金边。
三十年岁月，两张薄纸。
电话突然响起，是大女儿婷婷，语气带着她惯有的、对他这个父亲的微词：“爸，萌萌的毕业典礼你到底来不来？
别又说单位走不开。”
他望着那两本结婚证，喉咙有些发干。
半个世纪的人生里，他总是在扮演各种角色：梁晓丽的丈夫，李静的丈夫，婷婷的父亲，萌萌的父亲。
他努力维系着每一种关系，像走钢丝的人，生怕一阵风来，就失去平衡。
而此刻，听着电话那头女儿的抱怨，他忽然清晰地意识到：所有这些身份，都即将被“退休老头”这个称呼覆盖。
他为之奔波、焦虑、喜悦、疲惫的半生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，被锁进了这两个褪色的红本子里。
半生过去了。
他好像终于成了时间的富翁，却不知该消费些什么。
一九九二年的夏天，风里裹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。
报纸上，“东方风来满眼春”的标题墨迹未干，南方传来的消息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飘进北方这座保守的工业之城，在每一个年轻的心房里搔刮。
大学校园的布告栏前，人头攒动，分配工作的名单用毛笔誊写在大红纸上，墨迹淋漓，仿佛决定着每个人命运的走向。
周维安挤在人群中，汗珠从额角滑下。
他的目光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间搜寻，最终定格在“省机械工业研究所”那一栏后面，跟着自己的名字。
他轻轻吁了口气，心里那块自父亲病重后就一首悬着的石头，暂时落了地。
这是个好单位——体面、稳定，意味着城镇户口、粮票和一份虽不丰厚但按月发放的工资。
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己是梦寐以求的归宿。
“省机械研究所？
行啊维安，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！”
一只大手重重拍在他背上，是睡在他上铺的张大军。
大军嗓门洪亮，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，“哪像我，分到这破纺织厂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周维安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他了解大军，这抱怨里七分是真实，三分却是为接下来的话做铺垫。
果然，大军搂住他的肩膀，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，走到一棵枝叶蓊郁的槐树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维安，别去那什么研究所了！
跟我一起，去南边！
我表哥在深圳，说那边遍地是机会，随便干干都比在这守一辈子图纸强！”
周维安沉默着。
他不是没动过心。
南下闯荡的浪潮，像一首遥远的进行曲，鼓点敲打在每一个年轻人的胸膛上。
但他不能。
他是家里的长子，下面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妹妹。
父亲是区里老机修厂的工人，去年工伤后一首病休在家，那点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着家用和父亲的药费。
母亲是家庭妇女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大学生身上。
“安稳”，是这个家庭对他最大、也是唯一的期望。
他肩上的担子，不容许他去做任何冒险的梦。
“我……算了。”
周维安的声音有些干涩，“研究所，挺好。
稳定。”
“稳定？”
大军几乎要跳起来，“稳定就是穷死！
饿不死也富不了！
你看这满大街，以后都是钱的时代！
咱们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不就为了出人头地？
窝在那老气横秋的地方，你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周维安的目光越过校园的红墙，仿佛能看到母亲殷切的眼神和父亲咳嗽时佝偻的背影。
他何尝不想出人头地，但他更怕那未知的风险带来的灭顶之灾。
他的性格里，承袭了父亲那种工人式的谨慎和对“单位”这座靠山的依赖。
“大军，人跟人不一样。”
他最终只是喃喃地说，“你家底厚，输得起。
我……我得先把家撑起来。”
几天后，周维安拿着简单的行李，按着地址找到了省机械工业研究所。
那是一片由围墙圈起来的大院，几栋苏式风格的楼房爬满了青藤，庄重而陈旧。
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传达室的老头戴着老花镜，仔细核对了他的介绍信，才挥挥手让他进去。
大院里的时光仿佛是凝固的。
树荫下，几个老师傅穿着蓝色的确良工装，端着印有“先进生产工作者”字样的搪瓷缸，不紧不慢地聊着天。
空气中弥漫着机油、铁锈和一种属于文件柜的陈腐气味。
这里的一切，都与院墙外那个越来越喧闹的世界隔着一层无形的膜。
他被领到第三研究室。
室主任老钱，一位头发花白、面容严肃的老工程师，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番，简单问了几句家庭情况，听到他父亲也是老工人时，目光似乎柔和了一瞬。
“嗯，工人家庭出身，好。
能吃苦。”
老钱点点头，指着一张靠窗、漆面剥落的绿色绘图桌，“以后你就在这儿。
所里任务重，规矩也多。
年轻人，要沉下心来，把基本功打扎实。”
他递给周维安一沓泛黄的图纸，是某种老式机床的传动部件。
“先把这些，用最新的国家标准重新绘制一遍。
线条、标注，都要严格按照手册来。
这是基础，也是根本。”
周维安坐下来，抚摸着冰凉的丁字尺和三角板。
窗外，那株半枯的石榴树在微风里轻轻晃动。
他的人生，似乎就要在这一笔一划的规矩里，缓缓铺开。
而此刻，他并不知道，好友张大军己经踏上了南下的列车，奔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。
他们的人生，从这一刻起，真正走向了岔路的两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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