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声是清醒的刻度。救护车红蓝光刺破雨幕那天起,我就被困在时间的裂缝里。
铁门关上时的哐当巨响。比雷声更沉闷。消毒水的气味。浓得化不开。像一层裹尸布。
他们说我有病。妄想症。重度。周屿白说的。他是我的主治医生。穿着白大褂。
永远一丝不苟。金丝眼镜后的眼睛。像结冰的湖。三年。每一天都在证明我的“疯狂”。
“余晚声,吃药。 ”护士的声音没有温度。托盘里的小药丸。五颜六色。像毒糖果。
我吞下去。 为了活下去。为了证明他们错了。我策划了七个月。观察换班规律。
摸清监控盲区。记住那条布满荆棘的后院小径。通向自由。也可能是更深的陷阱。
但我必须赌。今晚。风雨很大。很好的掩护。熄灯后两小时。走廊寂静。我像一片影子。
贴着冰冷的墙壁滑行。心跳声大得吓人。盖过窗外的风雨。后门那把生锈的老锁。
我用偷藏的曲别针。撬了十分钟。汗水混着雨水流进眼睛。涩。咔哒。开了。
冷风猛地灌进来。像一只巨手把我推出门外。自由的味道。是泥土。是雨水。是恐惧。我跑。
没命地跑。荆棘划破病号服。腿上***辣的。不敢停。身后仿佛有无数追兵。
周屿白的脸在黑暗中浮现。冷静。带着洞悉一切的笑意。跑出很远。直到肺要炸开。
我才敢躲进一个废弃的公交亭。蜷缩在角落。像被丢弃的垃圾。雨还在下。天快亮了。
我不能回家。那是第一个被找的地方。用身上仅有的、藏了三年的几张旧钞票。
我买了一张去邻市的长途汽车票。终点站。随便哪里。只要远离。车上气味混杂。汗味。
劣质香水。泡面。我缩在最后一排。帽子压得很低。警惕每一个看向我的人。
总觉得有白大褂的影子闪过。幻觉吗?也许药效还没退干净。或者我真的疯了?
我在一个老旧小区租了个单间。六楼。没电梯。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灰扑扑的墙。安全。
我用现金付了三个月房租。房东老太太狐疑地打量我苍白的脸。“姑娘,身子骨看着弱啊。
”我挤出笑。“累的。”找了份便利店夜班的工作。收银。不需要身份证明。
老板只关心我能不能熬夜。能。我比任何人都能熬。夜晚反而让我安心。黑暗曾是牢笼。
现在成了保护色。我以为安全了。像一只惊魂未定的鸟。终于找到一根脆弱的树枝落脚。
直到那天早上下班。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六楼。钥匙***锁孔。拧开。门缝里。
静静地躺着一个白色小药盒。没有标签。我浑身的血都冷了。弯腰。手指颤抖地捡起它。
打开。里面不是止痛片。是几粒熟悉的白色小药丸。维思通。我“病”时每天必须吃的药。
盒底压着一张打印的纸条。没有任何署名:“按时吃药。你的健康很重要。”字体工整。
像病历本上的记录。是周屿白。只有他。他知道我逃出来了。他找到了我。轻而易举。
恐惧像冰冷的藤蔓。瞬间缠紧心脏。窒息。我猛地关上门。反锁。背死死抵着门板。
滑坐到冰冷的地上。药盒被我死死攥在掌心。硌得生疼。环顾这间小小的出租屋。窗户紧闭。
窗帘拉着。他进来过?什么时候?怎么做到的?我检查了门锁。没有撬痕。窗户插销完好。
他是幽灵吗?还是我……又出现了幻觉?我看着手里的药盒。如此真实。
药丸的化学气味刺鼻。纸条的触感粗糙。不是幻觉。他来了。如影随形。我开始失眠。
整夜睁着眼睛。听着门外任何一丝风吹草动。脚步声。邻居的关门声。水管的水流声。
都让我心惊肉跳。夜班时。我神经质地盯着玻璃门外每一个经过的身影。总觉得下一秒。
那个穿着白大褂、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就会推门进来。笑着说:“晚声,该回去了。
”便利店同事小雅。一个扎马尾辫的活泼女孩。看我魂不守舍。“晚声姐,你脸色好差。
病了?”我摇摇头。嗓子发紧。“没睡好。”她递给我一瓶热牛奶。“喏,提提神。
”她的笑容很暖。但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周屿白会利用任何人吗?
小雅会不会也是他安排的?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。我接过牛奶。指尖冰凉。“谢谢。
”三天后。我下班回到出租屋门口。又看到了它。一个普通的牛皮纸文件袋。靠在门边。
像一份投递错误的邮件。心脏再次被攫紧。我捡起来。很轻。里面没有药。只有几张纸。
我抽出来。是我的病历复印件。还有几张我在便利店工作的照片。***的。角度隐蔽。
其中一张。是我低头整理货架。侧脸疲惫。照片右下角。用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。
圈住了我手腕上一条几乎看不见的旧疤。下面一行打印小字:“焦虑症状有复发迹象。
建议增加剂量。或考虑回院系统治疗。”冷静。条理清晰。一如既往的周屿白风格。
像在书写一份客观的病情评估。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:他看着我。一直看着我。我的生活。
在他眼中没有秘密。只是另一个需要观察和记录的病房。我把照片和病历撕得粉碎。
冲进马桶。看着水流把它们卷走。徒劳。我知道。他那里有无数备份。
这种无处不在的窥视快把我逼疯了。我决定搬家。立刻。马上。我请了半天假。
说是老家有事。偷偷去找房子。一个更远的老城区。更混乱。更不起眼。我找到一间阁楼。
屋顶是斜的。需要弯腰进出。唯一的窗户对着狭窄的天井。但很便宜。押一付一。现金交易。
房东是个满身油烟味的中年男人。忙着打麻将。根本没多看我一眼。很好。
我当晚就收拾了那个单间里少得可怜的东西。一个背包就装完了。趁着夜色。悄悄离开。
像逃离另一个疯人院。新“家”像个鸽子笼。但感觉稍微好点。至少没人知道这里。
我换了工作。去一家生意冷清的咖啡馆当服务员。离阁楼很远。在城市的另一头。
老板是个总在打瞌睡的老太太。咖啡馆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煮过头的咖啡味。顾客很少。
大多是附近的老人。我尽量沉默。泡咖啡。擦桌子。努力让自己透明。安稳了大约一个星期。
一个工作日的下午。咖啡馆里没什么人。阳光斜斜照进来。灰尘在光柱里跳舞。
我正低头擦拭吧台。门铃轻响。有客人进来。“欢迎光……”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。
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冻住。周屿白。穿着剪裁合体的深灰色羊绒衫。不是白大褂。
却比白大褂更刺眼。他从容地走进来。像任何一位普通的白领。金丝眼镜反射着冷光。
他径直走到靠窗的那个位置坐下。那是我平时最喜欢发呆时坐的位置。他朝我微微颔首。
嘴角甚至有一丝极淡的、礼貌的笑意。仿佛我们只是偶然重逢的旧识。“一杯美式。谢谢。
”他的声音平稳。温和。和医院里对我说“该吃药了”时一模一样。我的手抖得厉害。
几乎握不住咖啡壶。滚烫的褐色液体溅了一点在手背上。灼痛。我强迫自己转过身。
背对着他。深呼吸。不能慌。不能让他得逞。他是在***。告诉我无论逃到哪里。
他都能找到。我磨好豆子。压粉。蒸汽棒喷出白色的气。奶泡嘶嘶作响。我的动作僵硬。
像提线木偶。终于做好。我把咖啡端过去。放在他面前的桌上。
瓷杯和杯托发出轻微的磕碰声。泄露了我的恐惧。他没看咖啡。目光落在我脸上。
带着那种医生特有的、审视的专注。“最近睡得好吗,晚声?”他轻声问。语气关切。
如同在例行查房。我喉咙发干。“很好。”声音嘶哑。他端起咖啡杯。轻轻吹了吹。
抿了一口。“环境变化需要适应。焦虑感加重是正常的。”他放下杯子。手指修长干净。
“别硬撑。药,还是要按时吃。”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。拿出那个熟悉的白色小药盒。
推到我面前的桌面上。发出轻微的嗒一声。“你的健康。一直是我的责任。
”药盒像一块烧红的烙铁。烫着我的视线。咖啡馆里安静得可怕。
只有老旧的音响里流淌着沙哑的爵士乐。打瞌睡的老太太在柜台后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阳光照在他身上。温暖的光影。却让我感到刺骨的寒冷。他不再是隔着门缝塞纸条的幽灵。
他就坐在我面前。用最平常的姿态。提醒我。我从未真正逃离他的掌控。“我不需要。
”我咬着牙。声音从齿缝里挤出来。每一个字都像在撕裂声带。他微微挑眉。
那副平静的面具终于出现一丝裂痕。是惊讶?还是被冒犯的不悦?“晚声,
”他的声音低沉了些。“讳疾忌医。只会加重病情。你知道的。”“我没病!
”我猛地拔高声音。尖锐得刺耳。连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柜台后的老太太动了一下。
嘟囔了一句梦话。周屿白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像手术刀。冰冷地剖析着我失控的情绪。
“看,”他轻轻叹了口气。带着一种“果然如此”的了然。“你的情绪控制能力在下降。
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”他身体微微前倾。带来无形的压迫感。“躁郁症的初期表现。
就是这样的易激惹。情绪波动剧烈。”他的目光扫过我紧握的拳头。“配合治疗。
才能避免情况恶化。”他在给我下诊断。就在这间飘着廉价咖啡香的咖啡馆里。
在我以为终于摆脱他的地方。他要把我再次钉在“疯子”的耻辱柱上。用他专业的话语。
用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。“我不是你的病人!”我猛地退后一步。撞到后面的椅子。
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“离我远点!”周屿白的脸色沉了下来。那点伪装的温和彻底消失。
镜片后的眼睛只剩下冰冷的坚持。“余晚声。”他叫我的全名。带着命令的口吻。
“停止这种无谓的抵抗。收拾东西。 跟我回去接受治疗。现在。”回去?回到那个铁窗后?
回到每天被强迫吞下那些药片的日子?回到被他定义为“疯”的世界?绝不!我死死盯着他。
胸腔剧烈起伏。恐惧和愤怒像两股激流在体内冲撞。几乎要炸开。“你休想!
”“这由不得你。”他站起身。高大的身影瞬间带来巨大的阴影。笼罩住我。
“作为你的主治医生。我有责任也有权力。确保你的安全和你对公共安全不构成威胁。
”他拿出手机。手指悬在屏幕上。“需要我叫社区工作人员来协助吗?或者。直接报警?
”他的话语轻描淡写。却字字诛心。他知道我的软肋。害怕暴露。
害怕被当成真正的疯子带走。他要把我的“失控”坐实。变成他行使权力的正当理由。报警?
叫那些穿制服的人来?他们会信谁?一个穿着得体、言辞条理清晰的专业医生?
还是一个脸色惨白、神情激动、有过精神病院“前科”的便利店店员?答案不言而喻。
我看着他手指下那个冰冷的屏幕。那小小的发光方块。像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。
引线就攥在他手里。窒息感再次攫住了我。比在疯人院的铁窗里更甚。阳光。咖啡馆。
窗外走过的行人。此刻都成了逼仄的牢笼背景。他站在光里。而我被无形的网困在阴影中。
动弹不得。逃跑的力气。抗争的勇气。在绝对的、被社会规则包装过的强权面前。瞬间瓦解。
我败下阵来。像被抽掉了所有骨头。颓然地低下头。声音细若游丝。
带着屈辱的颤抖:“……我吃。”周屿白紧绷的下颌线似乎放松了零点一秒。他收回手机。
重新坐下。恢复了那种掌控一切的从容。“很好。”他把那个药盒又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“现在。在这里。我看着你吃。”我拿起药盒。手指抖得几乎打不开盖子。
里面静静躺着两粒白色小药丸。像两枚等待行刑的子弹。我抬头看向他。他靠在椅背上。
双手交叠放在腿上。姿态放松。像一个等待验收成果的监工。目光牢牢锁住我。
带着不容置疑的监督。咖啡馆里。只有老太太的鼾声和那该死的、不合时宜的慵懒爵士乐。
我拧开矿泉水瓶盖。倒出药丸。放入口中。冰冷的液体冲刷而下。带着苦涩的药味。
滑过喉咙。落入胃里。像吞下了一块冰。寒意瞬间蔓延全身。“很好。”他又重复了一遍。
这次语气里多了一丝满意的赞许。像在夸奖一个听话的病人。他站起身。整理了一下羊绒衫。
“按时吃药。注意休息。我会再来看你。”他留下这句如同诅咒般的话。
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。从容地推开门。走进门外喧嚣的街道。阳光落在他身上。
他很快融入人流。消失不见。我站在原地。手里还捏着那个空药盒。塑料的边缘硌着掌心。
咖啡馆里的一切恢复了原状。老太太还在睡。音乐还在响。
仿佛刚才那令人窒息的对峙从未发生。只有喉咙里残留的苦味。和胃里沉甸甸的冰冷。
提醒着我。他来过。他赢了。我扶着吧台边缘。慢慢滑坐到冰冷的瓷砖地上。把脸埋进膝盖。
身体止不住地颤抖。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。不是悲伤。是绝望。我逃不出去了。
永远逃不出周屿白画下的那个“疯”的圆圈。他像一个精准的程序员。而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