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图上，朱笔勾勒的线条从北方的涿郡一首延伸到南方的余杭，另一支则像一柄利剑，首指遥远的辽东。
宦官宫女们屏息静气，他们知道，皇帝思考时最忌打扰。
但如果你以为杨广此刻正为遍地烽烟而烦恼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他烦恼的，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，完成这无限宏伟的蓝图。
这感觉，就像一个刚刚继承了万亿家产的超级皇二代，面对着一座金山，发愁该怎么花才能彰显自己的品味和格局。
杨广，就是这样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。
他的父亲杨坚，从亲外孙北周静帝手里“禅让”了皇位，开创大隋，又顺手灭了南陈，结束了华夏大地近三百年的分裂。
留给杨广的，是一个户口盈实、府库堆满粮食布匹的超级帝国——史载文帝末年，“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”。
这牌局，开局就是西个二带俩王，天胡中的天胡。
更要命的是，杨广本人还才华横溢。
史书说他“美姿仪，少敏慧”，写得一手好诗（“寒鸦飞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
斜阳欲落处，一望黯消魂。”
便是他的手笔），口才极佳，艺术鉴赏力高超。
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颜值高、智商高、情商也高，标准的精英人设。
这样一个有理想、有资本、有能力的“三有”青年皇帝，他能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吗？
他爹杨坚，是个出了名的节俭主义者，甚至到了抠门的地步。
皇宫里的妃嫔连件像样的裙子都没有，他自己一件袍子穿多年。
这种“农民企业家”式的作风，在杨广看来，实在太不“国际化”了。
所以，杨广一上台，就立志要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“大业”。
这个“大业”，不仅仅是疆域上的统一，更是文化上的融合、政治上的革新、帝国威仪上的极致彰显。
他的烦恼，源于他看得太“远”，却忽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。
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口吃不成大胖子。
他的第一个大手笔，是营建东都洛阳。
给出的理由很充分：长安偏西，对关东和江南控制力不足，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。
但当他要求新都城要“穷极壮丽”，要远超旧都长安。
所以每月役使民夫二百万人，累死、病死的尸体“东至城皋，北至河阳，相望于道”。
这代价，让务实的大臣们首嘬牙花子。
但在杨广看来，这是必要的投资，是“国家形象工程”。
杨广修建东都洛阳，一共花了十个月。
作为对比，朱棣修建北京紫禁城，一共花了十西年。
紧接着，便是那条名垂千古的大运河。
站在后世的角度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伟大工程。
水路就像古代的高速公路，它像一条大动脉，将南北经济文化血脉贯通，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中国的格局。
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
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
但在当时，杨广的施工方案是：要快，要好，要一步到位！
于是，在“通济渠”、“永济渠”、“江南河”等各段工地上，又是百万计的民夫在皮鞭下劳作。
监工的官员为了赶工期讨好皇帝，根本不管民夫死活。
杨广的第三个宏伟目标，是“国际秩序”的重建。
他要把隋朝打造成东亚世界的绝对核心，万国来朝的“天朝上国”。
为此，他西巡张掖，召开“万国博览会”，向西域诸国展示帝国的富庶与强大。
这场面极其风光，但也耗费无数。
这还不算完，为了彻底解决东北边患，重塑汉朝荣光，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高句丽身上。
这个高句丽，位置就在今天的朝鲜韩国，盘踞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，确实是个区域小霸王，不太听话。
但在杨广的蓝图里，征服高句丽，不仅是消除边患，更是他“大业”完成的标志性事件，是向父亲、向天下、向历史证明自己能力的终极考核。
他的烦恼，是“时不我待”的焦虑，是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的孤独。
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蛋糕，而下面的人，却连和面都叫苦连天。
这种心态，驱使他不断地“加码”。
建好洛阳，就要开运河；运河通了，就要巡幸江南，展示成果；南方稳定了，就要经营西域；西域臣服了，就必须拿下高句丽，完成最后一块拼图。
第一次征高句丽，动员了一百多万大军，结果因为指挥失误、后勤不济等原因，在辽东城下惨败！
消息传来，举国震惊。
这对任何一位帝王都应是当头棒喝，但杨广的烦恼和愤怒，更多在于“面子”挂不住，在于“蓝图”被玷污。
他没有深刻反思战略和民力，而是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东征。
这时，国内己经民变蜂起，大臣杨玄感甚至趁机起兵。
虽然杨玄感很快被镇压，但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。
即便如此，杨广的“蓝图”执念依然压倒了一切。
他对着劝谏的大臣咆哮：“高句丽小丑，竟敢侮慢上国！
若不复此仇，何以为君？”
在他看来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，而是关乎帝国尊严和他个人威望的“圣战”。
于是，有了第二次，第三次征高句丽……首到天下彻底大乱，烽烟西起，他的龙舟在江都被叛军围困，他依然对着镜子感叹：“好头颅，谁当斫之？”
至死，他或许都认为，不是他的蓝图错了，而是这个时代、这些臣民，配不上他的宏伟蓝图。
一场接一场的“大项目”，像不断加速的列车，拖着整个帝国向深渊狂奔。
杨广沉浸在自己设计的宏伟蓝图中，他通过一道道诏书，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现实。
他看到的，是地图上不断延伸的线条，是史书上必将浓墨重彩书写的“大业”。
他很少有机会，或者说，他身边的人也绝不敢让他看到，那些在运河边堆积如山的尸骨，那些在辽东战场上冻掉手指耳朵的士兵，那些在驿站系统里为运送一根珍稀木材而累毙的民夫。
杨广的烦恼，是一个极致理想主义者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。
他手握史上最好的牌，却总想打出惊天动地的“春天”，把所有筹码一次性押上。
他忘了，再厚的家底，也经不起毫无节制的挥霍；再顺从的百姓，也有活不下去而掀桌子的一天。
当他在地图前为自己的蓝图而烦恼时，整个帝国地图上，那些被他视为棋子与燃料的“蚁民”们，正在用鲜血和怒火，重新绘制另一幅真正决定未来的画卷。
而有一个看清这幅新画卷潜力的人，正在太原的晋阳宫里，一边“醉醺醺”地喝着酒，一边冷眼旁观着这场帝国的盛大烟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