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程穗。二十年前，我高考失利，拿着一张落榜的成绩单，

一个人爬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。我在北京教了二十年书，从一个月三百块的助教，

做到了年薪百万的培训机构合伙人。我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又离了婚，

把北京户口和房子都留给了前夫。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励志电影，直到我回到老家。

在母校的光荣榜上，我看到了我的名字——“程穗，市状元，考入师范大学，现留校任教。

”照片上的脸，却不是我。那个女人，顶着我的名字，偷了我的人生。她的父亲，

是县里的副县长。所有人都劝我算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我没听。我只知道，我的人生，

该拿回来了。包括那个本该考上的大学，那个本该属于我的荣誉，以及，

一个迟到了二十年的公道。那个顶替者不知道，她处心积虑想送进我辅导班的宝贝儿子，

早就背着她，管我叫了“妈”。而那个当年被我拒绝的北京学生家长，

如今愿意动用一切力量帮我。只因为他说：“程老师，我相信你。”我的复仇，

不是一场喧嚣的战争。它是一场手术，精准，冷静，一刀见骨。

1.被折断的笔尖一九九八年，夏天。知了在窗外声嘶力竭地叫，空气闷得像一床湿棉被。

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。三百八十七分。比预估的分数线，低了一百多分。我爸沉默着，

一口接一口地抽烟，烟灰掉在裤子上都不知道。我妈坐在小板凳上，眼泪一滴一滴往下砸，

嘴里念叨着：“怎么会呢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家阿穗，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。”我没哭。

心里空得像一口枯井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看着墙上贴满的“师范大学”四个字。

那是我一笔一划，用最好看的字体写下来的。现在，它们像一个个耳光，扇在我脸上。

我不信。我申请了查分。那个年代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。查分得去县教育局，填一张表，

然后等。教育局的办事员是个胖女人，眼皮耷拉着，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只嗡嗡叫的苍蝇。

“查分？考不好就查分，谁都跟你一样，我们还干不干活了？”她不耐烦地把表格丢给我。

我填好，递过去。她看了一眼我的名字，程穗，又看了一眼我的准考证号。她的眼神，

有那么一瞬间的停滞。很快，她又恢复了那种懒洋洋的样子，把我的表格塞进一堆文件里。

“回去等通知吧。”我等了三天。三天后，等来一张打印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经复核，

分数无误。连个公章都没有。那天晚上，我爸喝多了，抱着我的肩膀，

一个劲儿地说：“爸对不起你，爸没本事。”我妈把那张写着“师范大学”的纸，

从墙上撕了下来，揉成一团，扔了。我把我的课本、笔记，所有跟高考有关的东西，

装进一个纸箱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，塞进了床底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走出房门，

对我爸妈说：“我不复读了。”他们都愣住了。“我要去北京。”我妈的眼泪又下来了，

“你去北京干啥呀，人生地不熟的。”“打工，”我看着窗外，声音很平，“挣钱。

”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要去教书。哪怕考不上大学，我也要当老师。这是我从小的梦，

像长在骨头里的东西，敲不断。我没告诉他们。说了，他们也不会懂。临走那天，

我们家所有的积蓄，五百块钱，被我妈缝在我内衣的口袋里。绿皮火车又慢又挤，

车厢里混杂着汗味、泡面味和厕所的臭味。我靠在窗边，看着外面倒退的田野和村庄，

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程穗，你再也回不来了。至少，在你能挺直腰杆之前，不能回来。

北京的风，比我们老家硬。我租了个地下室，一个月八十块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床，

和一个灯泡。白天也得开着灯，不然分不清白天黑夜。我开始找工作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

教育培训机构。我看到报纸上“新东方”的招聘广告，壮着胆子就去了。

面试我的是个戴眼镜的男人，文质彬彬。他问我学历。我说，高中毕业。他愣了一下，

然后很委婉地告诉我，他们的老师，最低要求是名校本科。我从那栋亮晶晶的大楼里出来，

看着街上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，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是“差距”。之后，

我又面试了十几家机构，结果都一样。没有大学文凭，就像一个戳在脸上的印记。最后，

我在一个城乡结合部，找到了一家叫“启明星”的小辅导班。老板是个中年男人，姓王。

他看了看我，问：“你真想当老师？”我点头。“行，”他说，“没底薪，按课时算。

一个小时，十块钱。”我答应了。我的第一堂课，是给五个初中生补习英语。走进教室前，

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。我把要讲的内容，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。站上讲台的那一刻，

看着下面五双清澈又迷茫的眼睛，我忽然就不紧张了。我知道，我属于这里。

我没按照课本讲。我把枯燥的语法点，编成了一个个小故事。我教他们唱英文歌，

带他们玩单词游戏。那堂课，没人走神。下课的时候，一个叫小胖的男孩跑到我面前，

对我说：“程老师，你讲得比我们学校老师好玩多了。”那一刻，所有的委屈和辛苦，

都值了。我开始在“启明星”扎下根。我的学生越来越多。从最初的五个，到十个，二十个。

后来，王老板不得不把隔壁的房间也租下来，改成教室。我的课时费，也从十块，

涨到了三十，五十。我从地下室搬了出来，在附近租了个能看见太阳的小单间。有一天，

王老板找到我，递给我一个信封。“阿穗，这是这个月的钱。”我捏了捏，很厚。“王哥，

是不是给多了？”“没多，”他笑了笑，“你应得的。说实话，我这小庙，快留不住你了。

”我没说话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。已经有好几家大机构，派人来挖我了。但我没想过要走。

“王哥，当初是你收留了我。只要‘启明星’在，我就不走。”王老板看着我，眼睛有点红。

“行，有你这句话，哥就知足了。”那几年，是我最累，也是最快乐的日子。

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。我研究教材，琢磨教法，

把每个学生的优缺点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。我的名气，就在那些学生和家长之间，

一点点传开了。大家都说，城北有个程老师，高中毕业，但教得比大学教授都好。

2.北京的屋檐二零零五年，我二十五岁。我已经在“启明星”待了七年。这七年里，

“启明星”从一个摇摇欲坠的小作坊，变成了城北最大的课外辅导机构。

我也从一个青涩的小助教，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金牌讲师。我买了房，

一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，虽然在五环外，但那本红色的房产证，是我在北京最大的底气。

我的生活，似乎走上了正轨。直到我遇到了何建。他是我的一个学生，小宇的爸爸。

何建是北京本地人，在一家国企上班，工作清闲。他老婆在一年前跟他离了婚，

跟着一个有钱的商人去了国外，把儿子留给了他。他第一次来找我，是因为小宇的成绩。

“程老师，小宇这孩子，就拜托您了。”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，微微弓着背，姿态放得很低。

他长得不算帅，但看起来很老实，说话慢条斯理的。我那时候，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，

对男人没什么兴趣。但何建不一样。他很细心。有一次我上课上得忘了时间，嗓子都哑了。

下课后，他递给我一杯热的胖大海，说：“程老师，看你辛苦，润润嗓子。”还有一次，

北京下大雪，路上的车都堵死了。我下课都快十点了，根本打不到车。

是他开着他那辆半旧的捷达，在雪地里等了我一个小时，把我送回了家。

他从来不说什么甜言蜜语，做的都是一些很小，但很暖的事。我一个外地女孩，

在北京漂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感觉到了被人照顾的滋味。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

小宇也很喜欢我。他会抱着我的胳膊，偷偷叫我“程妈妈”。半年后，何建向我求了婚。

没有戒指，没有鲜花。他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晚上，在我家楼下，对我说：“程穗，

我们结婚吧。我跟小宇，都需要你。”我答应了。我渴望一个家。一个在北京，

真正属于我的家。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只请了双方的几个亲戚。我爸妈从老家过来，

看着我的新房子，看着我的丈夫，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。回去的火车上，

我妈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阿穗，你总算熬出头了。”我以为，是的。婚后的生活，平淡且安稳。

何建是个没什么野心的男人。他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守着他的铁饭碗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

我跟他不一样。“启明星”越做越大，王老板已经不满足于城北这一块地方了。

他想把分校开到市中心去。他找我谈，想让我当新校区的合伙人。我回家跟何建商量。

他正在看电视，头都没抬。“瞎折腾什么呀？你现在一年挣得比我都多，还不知足？

女人家家的，那么拼干嘛。”我看着他的后脑勺，心里有点凉。“这是我的事业。”我说。

“事业？一个补课的，还谈得上事业？”他嗤笑一声，“安安分分在家相夫教子，不好吗？

”那是我第一次，发现我们之间的裂痕。我们不是一种人。我没再跟他争。第二天，

我答应了王老板，成了“启明星”的合伙人。之后的一年，我忙得脚不沾地。选址，装修，

招聘，招生……所有的事情都得我亲力亲为。我和何建的交流越来越少。我回家的时候，

他已经睡了。我出门的时候，他还没醒。我们成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后来，

我怀孕了。是个儿子。何建很高兴，他妈更高兴。他们都劝我把工作辞了，安心在家养胎。

“我们家不缺你挣那点钱。”我婆婆说。我看着他们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

他们从来没把我的工作当回事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一个会挣钱的生育工具。我没有辞职。

我挺着大肚子，一直工作到生产的前一天。儿子出生后，我只休息了三个月，

就回到了工作岗位。新校区已经走上了正轨，但还有无数的事情等着我处理。

何建对我的不满，越来越多。他开始抱怨我不管家，不管孩子。“程穗，

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？”他质问我。“何建，我这么拼，是为了谁？

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？”我反问他。

“我不要什么更好的未来！我就想我老婆能在家给我做顿热饭，我儿子哭的时候有妈抱着！

”他冲我吼。我们之间的争吵，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激烈。直到那天，“双减”政策下来了。

整个教培行业，一夜之间，天翻地覆。“启明星”被迫关停了所有校区。我的事业，

我奋斗了十几年的心血，一夜之间，化为乌有。我把自己关在书房，整整三天。

何建一次都没进来过。第四天，我走出书房。他坐在客厅看电视，看到我，像是松了口气。

“这下好了，”他说，“你也别折腾了。国家都给你指明路了。以后就在家好好待着，

我养你。”他脸上，甚至带着一丝得意的笑。那一刻，我彻底死心了。这个男人，

他根本不爱我。他爱的，只是一个符合他想象的，温顺的，顾家的妻子。我的梦想，

我的事业，我的痛苦，他一点都不在乎。“何建，”我看着他，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

“我们离婚吧。”他愣住了。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，我们离婚。”我重复了一遍。“程穗，

你疯了？你现在工作都没了，你拿什么生活？”“不关你的事。”我什么都没要。

北京的房子，车子，存款，我都留给了他。我只要了儿子。办完手续那天，天气很好。

我拉着一个行李箱，牵着五岁的儿子，走出了那个我住了十年的家。何建站在门口，看着我，

眼神很复杂。“程穗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”我没有回头。我不会后悔。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，

永远都不会是错误的选择。3.光荣榜上的陌生人我带着儿子回了老家。二十年，

弹指一挥间。县城变了样，高楼多了，马路宽了。但空气里，还是那股熟悉的，

混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我爸妈都老了。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。看到我带着孩子回来，

他们什么都没问，只是默默地把我迎进门，给我做了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。吃着面，

我的眼泪，终于掉了下来。在北京，我从来不敢哭。我怕一哭，就泄了气，

就再也撑不下去了。在这里，我可以。我把这些年的事情，都告诉了他们。我妈抱着我，

哭得比我还伤心。我爸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家里有爸妈在。

”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就是陪着爸妈，带着儿子，

把县城走了个遍。但闲不住。骨子里的那股劲儿，还在。我决定，重操旧业。

我在县城最好的地段，租了一个门面，开了家辅导班。名字，还叫“启明星”。

算是对过去的一个纪念。开业那天，没什么人。县城不比北京，

大家对课外辅导还没那么重视。我不着急。我相信，好的东西，总会被人看见。

我开始免费试听。来的家长，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。但他们的孩子，只要上过我一节课，

就再也不想走了。我的名声，很快就在县城的家长圈子里传开了。大家都知道，

新开的“启明星”，有个从北京回来的程老师，讲课特别好。学生越来越多，我的辅导班，

很快就步入了正轨。生活，似乎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。直到那天，我去参加了母校的校庆。

我们县一中，百年校庆，搞得很隆重。我也是被邀请的“优秀校友”之一。校庆典礼上，

校长在台上***澎湃地演讲，讲学校的辉煌历史，讲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。我坐在下面，

有点走神。典礼结束后，我去参观校史馆。一进门，就看到一面巨大的光荣榜。

上面贴着历届优秀毕业生的照片和简介。我一眼，就看到了我的名字。“程穗，

1998届毕业生，当年以全市第一的成绩，考入省师范大学。毕业后，

放弃大城市优渥的工作机会，毅然回到母校任教，现为我校优秀青年教师，骨干教师。

”名字，是我的。照片上的人，却不是我。那是一个很陌生的女人，长着一张温婉秀气的脸，

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笑得很得体。我站在那张照片前，像被雷劈了一样。全身的血液，

都凝固了。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名字，会出现在这里？

为什么这个女人，顶着我的名字，上了我当年梦寐以求的大学？一个可怕的念头，

从心底冒了出来。我当年，不是落榜了。我的成绩，被人顶替了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

就像疯长的野草，瞬间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绪。我回想起当年的种种疑点。那离谱的低分。

教育局那个办事员奇怪的眼神。那张没有公章的查分回执。所有的线索，都串联了起来。

我浑身发冷，手脚冰凉。我死死地盯着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，想把她的样子，刻进骨子里。

旁边有人走过，看到我，笑着打招呼：“程老师，你也来看校史馆啊？”我回头，

是一个不认识的老师。他指着光荣榜上的照片，说：“那不是你吗？程穗老师，

你可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。”我看着他，喉咙发干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原来，

在这个我长大的地方，一直有另一个“我”存在着。她用我的名字，上我该上的大学，

做我该做的工作，享受我该享受的荣誉。而我，像个傻子一样，在北京拼死拼活二十年。

我偷了她的人生？不。是她，偷了我的人生。一股巨大的愤怒和屈辱，从胸口喷涌而出。

我几乎要站不稳。我扶着墙，走出了校史馆。外面的阳光很刺眼，我却感觉不到一点温度。

我找到了一个在学校当老师的老同学。我问她：“光荣榜上那个程穗，你认识吗？

”老同学愣了一下，“那不就是你吗？阿穗，你傻了？”“不是我，”我打断她，“我是问，

那个在学校教书的程穗，到底是谁？”老同学看我的眼神，像在看一个神经病。

“她叫许薇啊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她本名叫许薇。她爸是咱们县教育局的，叫许正国。

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上大学，工作，档案上用的都是程穗这个名字。大家叫习惯了，

就都叫她程老师了。”许薇。许正国。我记住了这两个名字。那个下午，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遍又一遍地想这件事。愤怒，不甘，

委屈，像毒蛇一样，啃噬着我的心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的人生，要被别人这样偷走？

凭什么他们一家人，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？我放在桌上的手，

攥得死死的，指甲陷进了肉里。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绝对不会。二十年了。这个公道，

我一定要讨回来。4.尘封的档案袋我开始调查。这件事，不能声张。许薇的父亲，许正国，

现在已经是我们县的副县长了。在县城这个小地方，他就是天。我如果贸然行动，

只会是以卵击石。我需要证据。确凿的，能把他们钉死的证据。第一步，

是找到我当年的高考档案。我的档案，一定被动了手脚。那个年代，学生的档案都是纸质的，

存放在教育局。二十年过去了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我不能自己去。我一出现，就会打草惊蛇。

我找到了我爸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在教育局档案室工作，是个快退休的老实人。我没说实话。

我只是说，我想看看我当年的学籍资料，怀念一下青春。他没多想，答应了。三天后，

他把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，偷偷拿给了我。档案袋上，“程穗”两个字，写得歪歪扭扭，

像是后来描上去的。我打开档案袋，手都在抖。里面有我的学籍卡，成绩单，

还有一张……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通知书上，贴着我的照片，写着我的名字，

我的准考证号。一切，都对得上。除了，那张照片。那张一寸的黑白照片，

被人小心地从通知书上撕了下来，又用胶水，贴上了一张新的。新的照片，

就是光荣榜上那个女人的脸。许薇。她的手法很拙劣。照片的边缘，还留着之前撕扯的痕迹。

我看着那张通知书，眼睛酸得厉害。这就是我当年，错过的东西。是我用十二年的寒窗苦读，

换来的东西。就这么，被她轻易地偷走了。我把通知书收好。这，是第一个证据。但还不够。

光有这个，他们可以抵赖，说是工作人员失误，贴错了照片。我需要更多。我需要证明，

许薇，就是用“程穗”这个身份，上了大学，毕了业，参加了工作。我开始调查许薇的履历。

这很困难。她的所有官方资料，用的都是我的名字。我只能从侧面打听。

我回了一趟我的高中。找到了我当年的班主任，刘老师。刘老师已经退休了，记性不太好。

我提起许薇，他想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哦，想起来了。是那个许局长的女儿吧？长得挺漂亮的，

就是学习不怎么样。”“刘老师，您还记不记得，她当年高考考了多少分？”刘老师摇摇头，

“这哪记得住。不过，肯定没考上。她那个成绩，能上个大专就不错了。”没考上。

这个信息，很重要。我又去了省师大。我没敢去学校的档案室。我怕留下记录。

我在学校的论坛上，发了一个帖子。寻找1998级中文系，一个叫“程穗”的同学。很快，

就有人回复了。是一个叫李静的女人。她说，她是“程穗”的大学室友。

我加了她的联系方式。我编了一个理由，说我是程穗的高中同学，很多年没联系了，

想找她叙叙旧。李静很热情。她跟我聊了很多大学时候的“程穗”。她说，

“程穗”在大学里，很低调，不爱说话，学习也很一般，勉强毕了业。“我们都觉得奇怪呢，

”李静说，“她不是市状元吗？怎么感觉，跟传说中的学霸，完全不一样。

”我问她：“你有没有她大学时候的照片？”李静说有，给我发了一张她们宿舍的合影。

照片上，四个女孩笑得很开心。其中一个，就是许薇。我把照片保存了下来。

这是第二个证据。有了这些，我已经可以拼凑出事情的大概轮廓了。一九九八年，

我考了全市第一。而许薇，落榜了。她的父亲，时任教育局长的许正国，利用职务之便，

截留了我的录取通知书，伪造了我的档案，让他的女儿，用我的身份，去上了大学。从此，

世界上就有了两个“程穗”。一个，是在北京的尘埃里，摸爬滚打的我。另一个，

是顶着状元光环，在父母的庇护下，安稳度日的她。多么荒谬。多么可笑。我把所有的证据，

都整理好，放进一个加密的文件夹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

很久很久。我没有立刻把这些东西交出去。时机，还没到。许正国现在是副县长。在本地，

他的关系网盘根错节。我如果现在举报，这些证据，很可能石沉大海。

我需要一个更有力的武器。一个，能让他毫无还手之力的武器。我在等。等一个机会。一个，

能让我一击致命的机会。5.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机会，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。那天下午，

我正在辅导班给学生上课。手机响了。是一个北京的号码。我看着那串熟悉的数字，

愣了一下。是燕澈。我犹豫了几秒，还是接了。“喂？”“程老师，是我，燕澈。

”电话那头，传来一个低沉又有磁性的男声。燕澈。我记得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