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的“拾光修物铺”，开在老城区最窄的巷子里。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，
雨天会积起小小的水洼，
映着铺子门楣上那块褪色的木门板——门板上钉着块巴掌大的小木牌，
是他母亲生前亲手刻的，字是歪歪扭扭的隶书：“修旧物，也修心事”。这天傍晚，
暮色像浸了水的棉絮，慢悠悠漫进铺子里。陈默正趴在案台上，用细如发丝的针，
挑着一只五十年代的机械怀表齿轮。怀表壳子是黄铜的，氧化得发乌，
表针死死卡在三点十四分。委托人是隔壁的王奶奶，昨天拄着拐杖来，
颤巍巍地把怀表放在案台，眼泪砸在铜壳上：“这是老头子走那天停的，他一辈子守时，
你帮我修得走起来，不然他夜里回来，找不到我可怎么办？”针尖突然打滑，
在表盘内侧留下道浅痕，细得像根头发。陈默叹了口气，
用麂皮轻轻擦了擦——修旧物最忌急，母亲以前总说“旧物有脾气，你慢下来，
它才肯开口”。“哗啦”一声，门口的蓝布门帘被风掀得老高，带进股初秋的晚风，
混着巷口桂花的甜香。穿白T恤的年轻人站在逆光里，身形清瘦，额角沾着汗，
怀里紧紧抱着个红布裹着的东西，布角被攥得发皱。“老板，能修这个吗？
”年轻人的声音有点闷，像堵着什么，他把红布裹着的物件放在案台上，
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。红布一掀，露出一把暗红色的算盘——十三档，算珠是牛角的，
被摩挲得发亮，泛着温润的琥珀色；框子是硬木的，右上角磕掉一块漆，
露出里面浅棕色的木头原色；机身正中央印着的“红星”二字，红漆褪得快要看不清，
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像蒙着层岁月的雾。陈默的手猛地顿住，
镊子“当啷”掉在案台的铜盘里，发出清脆的响。这把算盘，他太熟了。熟到闭着眼，
都能摸出算珠上每一道细小的纹路，熟到能想起框子上那道磕痕，是怎么来的。“是我爸的。
”年轻人低着头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框，“他上周走了，肺癌晚期，
走之前攥着这算盘，手指在珠子上划来划去，嘴里一直念叨‘默儿’‘默儿’，
我不知道是谁。我妈说……可能是我哥，我爸没跟我提过有个哥。”陈默的指尖，
轻轻碰了碰算盘框上的磕痕。那道痕很深，边缘被岁月磨得圆润，
却还是能摸到当年的棱角——三十年前，他十岁，家里的“建国杂货铺”遭了火灾，
账本烧得精光，债主堵在门口拍着门板喊“还钱”，父亲急得红了眼，
抬手就把算盘往地上摔，磕出来的。“三天后来取。”陈默的声音有点哑，像被砂纸磨过，
他没敢抬头，怕年轻人看见他眼里的红。指尖划过算珠，
触到一颗卡着糖渣的珠子——是橘子味的水果糖，糖渣已经发黑发硬，
却还能隐约闻到点当年的甜香，那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糖。年轻人说了声“谢谢”，
转身要走，T恤后颈印着的小小的“阳”字露了出来——陈阳。陈默心里咯噔一下，
这该是父亲后来的儿子，那个他只远远见过一次的、抱着的婴儿。等铺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，
陈默才敢拿起算盘。算盘很沉，硬木的框子带着岁月的温度，像父亲当年的手掌。
他把算盘放在灯下，暖黄色的灯光照在算珠上，映出细小的反光。
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挑出那颗卡着糖渣的算珠，糖渣掉在案台上，
碎成细小的颗粒——他突然想起，那年夏天，他蹲在杂货铺的柜台后，
看父亲用这把算盘算账，算珠“噼里啪啦”响，父亲算完一笔账，
就从玻璃罐里摸出颗橘子糖，剥了糖纸塞进他嘴里：“默儿，记住了，算盘珠子不能错，
一错就差千里；过日子也不能错，错了就难回头。”那时候，父亲的头发还是黑的，
梳得整整齐齐，手也没那么多老茧，指关节分明，拨算珠的动作又快又准。“一上一，
二上二，三下五除二，四下五去一”，口诀念得抑扬顿挫，混着柜台上收音机里的评剧声，
是陈默童年最清晰的背景音。杂货铺不大，就一间门面，柜台是父亲亲手打的，
上面摆着个玻璃罐，装着橘子糖、水果硬糖，是给来买东西的小孩准备的。陈默每天放学，
就蹲在柜台后写作业，父亲在旁边算账，算盘声“噼里啪啦”，像在给他伴奏。有次他好奇，
伸手去拨算珠，把父亲刚算好的账弄乱了，父亲也不生气，
只是笑着敲了敲他的手：“臭小子，等你写完作业，爸教你。”教他拨算盘那天，阳光很好，
透过窗户照在柜台上，算珠亮得像星星。父亲握着他的手，一点点教他“上珠代表五，
下珠代表一”，教他“从右往左数，个、十、百、千”。他学得慢，总拨错，
父亲就耐心地一遍遍教，每拨对一次，就奖励一颗橘子糖。那天他吃了好多糖，
甜得牙都疼了，父亲的笑声，比糖还甜。火灾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。陈默记得很清楚，
那天他发着烧，母亲在旁边给他擦额头，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。“不好，着火了！
”父亲的声音像炸雷，冲出去一看，杂货铺的后窗已经冒起了浓烟，火舌舔着门板，
噼啪作响。消防车来的时候，杂货铺已经烧得只剩个黑架子。
柜台、账本、父亲攒了半辈子的积蓄，还有母亲的嫁妆——一个红木首饰盒，全烧没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债主就堵在了家门口，拍着门板喊“还钱”“陈建国你出来”。
母亲坐在地上哭，头发乱得像草，陈默躲在母亲身后，攥着母亲的衣角，
看见父亲把算盘从烧黑的柜台下摸出来，紧紧攥着，指节泛白：“各位乡亲，宽限我几天，
我陈建国说话算话，欠你们的钱，一分都不会少。”那天晚上，父亲没回家。
陈默坐在门槛上，裹着母亲的棉袄，等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看见父亲从巷口走来，
蓝布衫上沾着泥和草屑，鞋子湿得透透的，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信封。他跑过去喊“爸”，
父亲却猛地躲开了他的手，把信封塞给他，声音沙哑：“默儿，这是给你交学费的钱，
你好好读书，别管家里的事，也别问爸去了哪。”信封里是五十块钱，崭新的，
带着父亲手上的温度和淡淡的血腥味。陈默后来才知道，
那是父亲去血站卖血换的——他听巷口的张叔说，父亲那天在血站门口蹲了好久，
才下定决心走进去。再后来，父亲就走了。说是去南方打工，挣钱还债。走的那天，
陈默去火车站送他。站台上风很大，吹得父亲的蓝布衫猎猎作响。父亲摸了摸他的头，
把这把红星算盘塞给他，算盘上的铜轴硌得他掌心生疼：“默儿，这算盘你收着，等爸回来，
还教你算账，教你算清家里的账。”火车开动时，父亲朝他挥手，陈默看见父亲的眼睛红了，
却笑着喊“好好学习，别想爸”。他等了一年，父亲没回来。春节的时候，他寄了张贺卡，
地址是父亲临走前留的，却被退了回来，上面写着“查无此人”。等了两年，还是没回来。
母亲每天坐在门槛上，望着巷口，头发一天天变白。
有次陈默听见母亲哭着跟邻居说：“他是不是不回来了？是不是不要我们娘俩了？”第三年，
陈默在县城读高中。有天放学，同桌突然拉着他说：“陈默，我昨天在乡下姥姥家，
看见你爸了！他身边跟着个女人，还有个刚出生的小孩，看着过得挺好的。”陈默不信，
他觉得同桌在骗他。可心里的慌，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那天下午，他没去上课，骑着自行车，
跑了三十里路，去了同桌说的那个村子。在村口的小卖部，他看见父亲了。
父亲的头发白了大半，背也驼了，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正抱着个婴儿，
给小卖部老板算账，手里用的，是一把新的塑料算盘，红色的，很廉价。
那个女人站在他身边，穿着碎花裙，给父亲递水，笑盈盈的，眼里满是温柔。
陈默手里的自行车“哐当”摔在地上，车把歪了，他却没管。父亲看见他，脸瞬间白了，
像纸一样，想说什么，却只是张了张嘴，手里的塑料算盘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算珠滚了一地。
陈默没听他解释，也没喊他“爸”，转身就走。风很大，吹得他眼睛疼，眼泪掉下来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