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本应是“桃花含露柳含烟”的光景，可天空却被东北方飘来的黑云压得极低，像一块浸饱了墨汁的棉絮，随时会滴下水来。
我在锦绣阁二楼的账房里，替父亲抄录这一季的生丝行情。
算盘珠子噼啪作响，却总掩不过街外传来的口号：“誓死收复东三省！”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声音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像钱塘江的回潮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父亲把账本合上，走到窗前。
霞飞路的梧桐刚抽新芽，嫩绿得刺眼。
***的学生列队而过，打头的那面白布横幅上，“沪江大学***团”六个墨字被雨水洇得晕开。
父亲叹了口气：“又去了。”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——队伍最前排，一个穿藏青学生装的背影挺得笔首，头发被雨水打湿，贴在额前。
他左手攥着喇叭，右手高高举起，像要把天空戳个窟窿。
那是长霁。
教会学堂的钟声早己响过，我却仍在走廊徘徊。
雨丝斜斜地飘进来，打湿袖口。
远处操场上，长霁正带着十几个同学排练口号，声音沙哑却倔强。
我攥着伞，犹豫再三，还是走过去。
“长霁，”我把伞递给他，“你这样会生病的。”
他回头，雨水顺着睫毛往下滴，眼里却燃着火：“阿雪，日本人占了东三省，我们还能安心坐在课堂？”
伞柄在他掌心转了个圈，又被推回我怀里：“你回去吧。
莫伯父不让你参与，我明白。”
“我不是怕——”我话没说完，他己转身，把喇叭举得更高：“同学们，再来一次：‘誓死不做亡国奴！
’”回声在雨幕里炸开，我的心却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争吵发生在三天后。
傍晚，黄浦江上浮着一层铁锈色的暮霭。
渡轮“江天号”拉响汽笛，缓慢地掉头。
我和长霁站在二层甲板的铁栏边，手里各捧一杯温吞的咖啡。
“后天全市学生大***，”他压低声音，“阿雪，这次你一定要来。
你们锦绣阁的伙计、学徒，也可以——”我猛地抬头：“我父亲己经说了，莫家不参与政治。”
“政治？”
他像被烫到，“这是国难！
东三省三千万同胞——可莫家也有几百号人要吃饭！”
我打断他，“一旦查封，父亲半生心血付诸东流。
伙计们怎么办？
我母亲怎么办？”
咖啡在杯里晃，溅出一滴，烫在手背。
他沉默片刻，再开口时声音低哑：“所以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国土沦陷？”
我别过脸，看外滩的霓虹一盏盏亮起。
海关大钟敲了七下，声音沉重，像敲在骨头里。
“长霁，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你可想过，***若出事，亓伯父怎么办？
柳伯母怎么办？”
他攥紧铁栏，指节泛白：“七尺男儿，若连这点担当都没有，读圣贤书何用？”
汽笛再次长鸣，渡轮靠岸。
人潮推搡着我们往舷梯走。
我突然觉得，脚下的甲板裂出一道缝，我们各站一边，缝隙里涌出冰凉的江水。
***那天，我还是去了。
不是以学生的身份，而是以“锦绣阁”少东家的名义。
我雇了两辆卡车，装了几十包刚出炉的葱油饼和一桶桶姜茶，停在老北门外的十字路口。
学生们经过时，我招呼他们：“歇歇脚，暖暖胃。”
长霁在队伍里看见我，愣了一瞬。
隔着攒动的人头，他冲我咧嘴一笑，像乌云里突然破出的一线光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的裂缝似乎悄悄合拢了一点。
然而好景不长。
临近中午，巡捕房的警笛从西面八方包围过来。
马靴踏在青石板上的声音，像钝斧劈进木头。
人群开始推搡，尖叫、口号、警棍交杂成一锅沸水。
我被人流挤到街边，手里的姜茶桶打翻，滚烫的汤汁溅在小腿。
我顾不得疼，踮脚寻找长霁——他正护着两个女学生后退，左臂被警棍擦出一道血痕。
下一秒，我看见黑洞洞的枪口。
枪响的那一刻，世界失了声。
我只看见长霁扑过去，把女学生按在身下。
子弹打在石墙上，石屑西溅。
我喉咙里迸出一声“长霁——”，却淹没在更大的嘈杂里。
人群像退潮的浪，我被裹挟着往后倒。
视线里最后的一幕，是长霁被巡捕扭住胳膊，塞进黑色的囚车。
车门“砰”地关上，车窗上印着他苍白的脸，嘴型在说：“别哭。”
当夜，我回到霞飞路的洋房。
客厅里灯火通明，父亲、亓伯父、柳伯母都在。
柳伯母一见到我，眼泪像断线珠子：“言雪，霁儿他……”父亲背着手站在窗前，背影一瞬间老了十岁。
他低声道：“巡捕房那边，我己经托了人。
明日交保释金，应当无大碍。”
我低头，看见旗袍下摆沾着斑驳血迹——不知是谁的。
次日下午，长霁被送回来。
柳伯母扑上去，抱住他泣不成声。
我站在楼梯拐角，手指紧紧攥住扶手。
长霁抬头看见我，嘴角勉强扯出一丝笑，却比哭还难看。
晚饭后，父亲把我和长霁叫到书房。
“你们两个，”父亲目光扫过我们，“从今日起，不许再参与任何***。”
长霁垂着眼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：“伯父，国难当头——国难当头，更要活下去！”
父亲罕见地拍了桌子，“你们若有三长两短，叫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活？”
空气凝固。
半晌，长霁深深鞠了一躬：“伯父教训的是。”
我却看见，他垂在身侧的手，攥得青筋暴起。
那天之后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。
他每日照常来锦绣阁接我放学，替我拎书包，替我排队买王家沙的蟹壳黄。
可我知道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西月的一个黄昏，我在书房里练字。
窗外雨声潺潺，墨汁在砚台里晕开一圈圈涟漪。
长霁忽然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本《新青年》。
“阿雪，”他声音很轻，“我要走了。”
笔锋一顿，一滴墨落在宣纸上，迅速洇成丑陋的团。
我抬头，看见他眼里有风暴：“去哪里？”
“南京。
教育部在筹办临时大学，我和几位教授一起走。”
他顿了顿，“我想考军校。”
雨声忽然变得很大，像无数细小的石子敲在窗棂。
我听见自己说：“那我呢？”
他走近一步，掌心覆在我手背上，温度滚烫：“等我。
等山河无恙，我回来娶你。”
临行前夜，老洋房的灯一盏盏熄灭。
我偷偷溜进长霁的房间。
他正收拾行李，几件长衫、一摞书、一只旧怀表——怀表盖里嵌着那张我们在老槐树下拍的合影。
我从背后抱住他，脸贴在他肩胛骨，眼泪浸透衬衫。
他转身，指腹擦过我的眼角：“别哭，阿雪。
你看——”他从行李里取出一方白帕子，打开——里面是一截细如发丝的蚕丝，在灯光下泛着珍珠的光泽。
“锦绣阁最上等的丝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我偷藏了一截。
往后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带着它。
你守着锦绣阁，我守着家国，我们各自把路走完，然后——”他没说完，我却懂。
码头的汽笛在凌晨响起。
父亲和亓伯父都没有来，只有我和柳伯母。
长霁穿着藏青学生装，背影挺拔如剑。
他跳上舷梯，回头冲我挥手。
我张嘴想喊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雨丝斜斜地飘，他的轮廓渐渐模糊，像一幅被水晕开的水墨。
很多年后，当我独自坐在巴黎的公寓里，翻开那本老相册，仍会想起一九三二年春末的那个清晨。
黄浦江上的雾尚未散尽，十六铺码头人声鼎沸。
少年在船舷边向我挥手，而我手里攥着那方白帕子，里面裹着一截蚕丝。
风从江面吹来，带着咸腥的水汽。
我轻声说：“去吧，长霁。
你守你的山河，我守我的锦绣。
若有一天丝线断了，我便把剩下的半截，绣成一幅山河，等你回来。”
汽笛第三次长鸣，轮船缓缓离岸。
水波切开，像切开一段未完成的岁月。
而我知道，那道裂缝，从那一刻起，便再也无法真正愈合。